最近不斷有媒體曝光，很多藥品零售價是出廠價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，藥價高又成了一個社會熱點，為此國家發(fā)改委又開始醞釀第29次大降價。然而，一個基本事實擺在面前，那就是在藥價高的同時，不少安全有效、臨床急需的藥物又因為價格太低而退出市場。于是有某些“道德家”站出來指責(zé)這些商家：為什么賺錢的東西你們才生產(chǎn)，不賺錢的就不生產(chǎn)，完全沒有一點社會責(zé)任感！

 　　現(xiàn)代很多人在談?wù)摰赖碌臅r候，總喜歡說“人心不古”，總以為古人總是重“義”而輕“利”，且對“利”的追求一定會損害對“義”的追求。其實“天下熙熙皆為利來，天下攘攘皆為利往”，即使孟子說過舍生取義，那也只是在極端情況下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。

　　孔子說：“君子喻于義，小人喻于利。”誰是君子？管理者也；誰是小人？接受管理的人。這里的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與孔子所講的“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。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”里面的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是一個意思。當(dāng)然有人會說，既然“君子喻于義，小人喻于利”，是不是只有“小人”會追求利，而“君子”不需要利呢？孔子沒有這樣說。我的理解是，“君子”是通過管理別人來謀生的，離開“義”就沒法管理好別人，所以追求“利”的過程中不能不講“義”。也就是說“義”本身就是“君子”最大的“利”。

　　顯然，中國的傳統(tǒng)道德里“義”“利”之間基本是一致的，并沒有必然的矛盾，因“利”而犧牲“義”應(yīng)受到譴責(zé)，不過沒有“利”的“義”卻很難行得通。

 　　記得李敖先生就批評過這樣的人。當(dāng)很多人勸說慰安婦不要拿日本人的錢跟他們和解，卻沒有人能真正理解這些慰安婦的實際困難，李先生毅然拿出自己的一百件珍藏品進(jìn)行拍賣，將拍賣所得的收入交給這些慰安婦，讓她們不要拿日本人的錢，進(jìn)而保住了我們中國人的尊嚴(yán)。

　　我想，同樣的道理，對于那些被逼退市的藥品，挽救他們的唯一辦法其實就是漲價，就是要讓它們能夠賺錢。目前的基本藥物使用率太低，甚至很多基本藥物在市場上找不到，不能不說這跟有關(guān)部門對基本藥物限價限得太厲害有關(guān)。如果藥物不賺錢，廠家不愿意不生產(chǎn)，到哪里去買這些藥物？

　　出于保障草根階層基本住房權(quán)益的目的，很多國家曾對租金進(jìn)行過管制。租金管制的負(fù)面影響很明顯：一是住房出租收益下降，投資人尋找其他投資機會，從而導(dǎo)致住房出租業(yè)萎縮；二是房東提供的服務(wù)質(zhì)量變差，房屋得不到良好的維修。面對租金管制造成的負(fù)面影響，英國保守黨在1987年的競選宣言中指出，租金控制固然是用意良好，但造成了私營租賃市場的顯著萎縮，妨礙了經(jīng)濟發(fā)展，并在1998年推出的《住房法》中實現(xiàn)了保守黨競選時許下的諾言，所有的新出租住房業(yè)務(wù)可以與租戶自由洽商租金。美國經(jīng)濟學(xué)家約瑟夫·斯蒂格利茨還將紐約租金管制作為政府失靈的案例編入了其所著的《公共部門經(jīng)濟學(xué)》。

　　房屋租賃市場是這樣，藥品市場又何嘗不是？有時政府出于好心要維護公眾利益，卻會出現(xiàn)政府失靈，何不如讓市場自己去安排自己的事情，情況反而會更好。在“利”的支持下，“義”會成長得更好。